引 言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国家安全事业持续变革和发展，2014年我国首次提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与时俱进的时代特色，对于国家安全事业的建设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提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实施国家安全战略，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筑牢国家安全屏障。4月15日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和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当前形势下尤为重要。
矿产资源安全重要性
已上升至空前高度
矿产资源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物质基础，是推动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因素。矿产资源安全作为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安全中占有基础地位，直接关系着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现代化建设。《纲要》提出实施能源资源安全战略，首次将资源战略与能源战略并列，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资源安全已被前所未有地提升到了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2021年1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审议《国家安全战略（2021~2025）》时，再次提出能源矿产安全。202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正确认识和把握初级产品供给保障，明确重要能源资源国内生产自给的战略底线，而且基于资源产业的特点，对中国来讲，必须时刻保持长期战略的重要性，而不是短期权宜之计。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确保粮食能源安全，明确要增强国内资源生产保障能力，加快油气、矿产等资源勘探开发，完善国家战略物资储备制度，保障初级产品供给。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矿业在高质量发展中的地位和基础作用愈发凸显。新能源产业、战略新兴产业、生态文明建设和民生保障等原材料和产品多来自矿产品，对矿产资源的刚性需求长期存在并提出了更高要求。新时代矿业行业责任更加重大，任务更加艰巨，目标更加清晰，既要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又要保障资源安全，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我国矿产资源安全
面临着不可忽视的重大挑战
一是矿产资源需求大，而且是长期刚性需求，但“大头在外”态势短期内难以改变。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尚未完成，基础原材料及矿产资源刚性需求仍处于高位，锂、钴、镍等战略新兴产业相关矿产需求仍呈上升趋势。而我国矿产资源储量家底薄弱，目前2/3以上的战略性矿产资源储量在全球均处于劣势地位，人均占有矿产资源量不足，矿产资源禀赋条件较差，矿石多为需选贫矿，矿产品生产供应跟不上消费的增长速度，尤其是铁矿石、铜精矿等紧缺矿产品“大头在外”的态势没有改变，对外依存度仍然保持高位，目前，铁矿、铜矿、锰矿、镍矿对外依存度均超过80%，钴矿、铬矿接近100%，铝土矿对外依存度超过50%。
二是部分矿产资源供应渠道过于集中，存在较大供应风险。以铁、铜、镍、钴等为代表的紧缺矿产资源进口来源过于集中，铁矿石进口集中于澳大利亚和巴西两个国家的四大矿业公司，占我国进口总量的83%；锰矿进口集中于南非和澳大利亚，两国进口量占比超60%；铬矿进口集中于南非一国，占比超80%；镍矿进口集中于东南亚菲律宾，进口量占比超过90%；铝土矿集中于几内亚和澳大利亚两国，进口量占比超过80%；铜矿集中于智利和秘鲁两国，进口占比达58%；钴矿集中于刚果（金），进口占比99%。
三是矿产资源安全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呈上升趋势。党的十九大以来，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地缘政治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逆全球化趋势愈发明显，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尤其是俄乌冲突导致的制裁与反制裁对我国保障矿产资源安全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矿产资源将会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能否持续、稳定、及时、足量和经济地获取所需要的矿产资源，将直接关乎我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增强矿产资源自主可控能力
全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全
一是推进矿产资源勘查与储备。根据《纲要》，我国将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未来需积极实施矿产资源保障战略，坚持节约为先和储备为上原则，进一步开展基础性地质调查，继续加大找矿力度，推动地勘单位深化改革与发展，遵循矿业勘查及发展规律，加快矿业权出让收益制度改革和有关政策调整，激活企业探矿积极性，增加国家矿产资源储量。努力形成一批资源储备地，提高国内矿产资源保障程度，为矿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资源基础和内在动力。建立完善战略矿产资源产能储备和矿产地储备制度，按照不同等级进行划分，制定不同的储备规模和方案，更好应对供应风险。
二是积极转变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式。以战略性矿产为重点，在综合考虑资源禀赋、开发利用条件、环境承载力和区域产业布局等因素的基础上，建设一批大型能源资源基地，作为保障国家资源安全供应的战略核心区。调整优化矿山结构和布局，提高矿山最低开采规模和最低服务年限标准，引导矿业权整合，促进规模化、集约化、区域化经营。加快生产矿山转型升级，积极发展废石、尾矿等资源综合利用多元产业，提高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水平。加快矿区地质环境综合治理，建立基于生态文明要求的矿业绿色发展新模式，促进矿业绿色发展、特色发展、差异化发展、安全高效发展，实现资源开发、环境保护的和谐统一，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绿色资源保障。
三是加强城市矿产资源的循环利用。建立并完善城市矿产资源的回收利用体系，积极研发、推广应用回收利用工艺技术装备，加快相关回收加工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再生资源产业集聚发展，完善落实相关资源的税收优惠等配套政策，加大对废钢、废铜、废铝、废镍等城市矿产的利用，提高资源回收利用率，从源头减少原生矿产资源产品的需求，缓解资源瓶颈约束，减轻环境污染，同时有效推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高质量发展，并利用城市矿产资源带动相关领域协同发展。
四是加快国外权益资源开发。依托国家“一带一路”倡议，鼓励企业参与境外资源勘查开发，通过并购、收购、资产重组、租赁经营等方式获取高品质资源，建设海外资源供应基地，提高全球资源控制能力。同时，考虑以资源开发、金属冶炼、基础设施建设横纵向产业链一体化模式“走出去”，促进矿业国内外及上下游合作共赢。加大金融及有关配套政策支持力度，建立资源开发基金，促进企业境外权益资源及时转化为实际产能及产量。
五是深化矿业国际合作。着眼于全球矿产资源安全不可分割的现实，树立全球一体的新型矿产资源安全观，组建采购联盟或集团，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参与全球矿业共同治理，加强与各国矿业市场、政策、标准等领域的对接，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提升我国在全球国际矿业市场的影响力和话语权，确保矿产品国际贸易多元化和稳定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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